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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图为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长签订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妥善解决了两国历史遗留问题。
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国总理？
这与周恩来的才能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这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不开，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政府管理方面，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政府管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府管理方法，并通过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化表达出来。这里，对周恩来政府管理常见的几个思想方法作初步的归纳和梳理。
求同存异
元股证券:ygzq.hk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就重视“求同存异”。夏衍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与有些党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周恩来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既批评了“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的右的观点，也批评了“‘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重视求同存异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对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政府管理智慧中最具魅力的范畴之一。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差异的问题。周恩来及时地将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外交工作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早已成为外交佳话。然而，这之前，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就阐明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在指导推进中国同英国的关系时，他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在指导推进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他指出，在宣传上，“应该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后来，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外交活动中，再次高超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方法。他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既讲分歧点又讲共同点的公报草案，令尼克松、基辛格为之叹服。他提出“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打开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正是按照这一方法进行的。同样，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按照周恩来指出的途径——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去实现的。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周恩来的观点是：“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
在内政管理中，如何处理不同思路、不同性格、不同方面的人的关系？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求同存异。1950年8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时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他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针对文化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同小异原则”。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从一部影片来看，它是静止的、统一的，但它却是暂时的、相对的，把它和另外一部电影一比较，就有着不同，就有着矛盾，也就会有着发展。”抓电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着一些不同，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内政上善于求同存异，善于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善于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所以他具有能把各种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善于求同存异，才既能保持独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实现和平共处。
以大事小
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在内政上，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以大事小”。
据周恩来外事秘书陈浩回忆，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周恩来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便抓住这个问题，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周恩来指出：“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倡导“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主张各国以万隆会议精神相互约束。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周恩来在处理中国同柬埔寨、缅甸等国关系时，尊重小国、“以大事小”的做法，给西哈努克亲王、吴奈温总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怀念中国》的诗中写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虚有礼，无论大小，平等相待。”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1月15日，吴奈温总统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当官的被称为“大人”，如“知县大人”、“知府大人”，属下百姓则被称为“小民”。尽管贤明的思想家和官员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从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与以往的统治者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都要“以大事小”，服务好老百姓。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这样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从昆曲《十五贯》的内容联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94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实践了这一诺言。
“小”是“大”的基础，没有小就没有大。江海之所以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是因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来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国对小国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
同福同难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54年12月，周恩来 （前左一）同访华的缅甸总理吴努 （前左二）亲切交谈。右一为朱德。
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就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他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论述，处处体现着顾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
1950年淮河发大水后，周恩来领导治淮，要求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指出：“我们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在防洪的同时，“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后来，周恩来过问黄河、长江、汉水治理时，进一步提出治水要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上中下游应该统一规划，照顾全局，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份无灾害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发生。在救灾工作中，周恩来要求一方有难，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时，周恩来赶到灾区视察。他对受灾的乡亲们说：“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观点和行为，既要求大家合作、齐心协力搞建设，也要求大家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他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离不开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
周恩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对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的妥善解决，对提高中国这样多灾的大国抗大灾的能力，对凝聚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戒慎恐惧
随意性和急躁冒进，是政府管理的大敌。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戒慎恐惧”。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即“两弹一星”） 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成。越是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还会遗患子孙后代。治水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得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惧。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1961年7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有首词，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1972年11月，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来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将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十六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工作的座右铭。
为什么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视“戒慎恐惧”？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瞻前顾后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顾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
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
周恩来也坚决反对在建设中贪大贪多、不顾人民当前生活的急躁冒进行为。他指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着搞大工程和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会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影响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安排，还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的当前利益。如果忽视大工程建设，则会影响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周恩来要求瞻前顾后，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1953年8月20日，在政务院第186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认为水利工作过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偏差，着重搞大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够。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搞大工程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有时眼前顾得多了就影响长远，有时顾了长远就与现实脱节。
在林业工作上，存在着伐木与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木材，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盖率。对此，周恩来将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林业发展方针。他批评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今天，不能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的雄心壮志、伟大理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中和守衡
一位外国朋友曾说：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这句朴实而平凡的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周恩来“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点。“中和守衡”也是周恩来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而周恩来是善于将对立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善于中和的辩证法大师。例如，周恩来领导治水，高超地处理了缓急、标本、蓄泄、前后、利害、福难、统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众与专家、理想与现实、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步骤等对立面的统一，体现出他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自如。
周恩来担任总理后，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例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反对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几个月后，他又指出：“处理好上下关系，既要做到集中统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须都照顾到。”
事物都是在相对平衡中存在、发展的，而周恩来又是善于守衡并善于将中和和守衡结合起来的辩证法大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暴涨，人心不稳。稳定物价是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指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他支持陈云果敢采取统一全国财政管理的办法，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脱离平衡、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同陈云一起进行反冒进斗争，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他借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影响民生的教训，指出：“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遗憾的是，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进而开展了三年“大跃进”。结果使农业基础弱化，无法负担那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无法继续均衡生产，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周恩来指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调整的中心是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同时，要“尽一切可能使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趋于均衡的发展”。调整是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建立新的平衡。调整对摆脱危局、走出困境，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博采众长
在对外关系上，如何对待不同国家的不同长处？在内政管理上，如何对待不同方案的不同优点？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博采众长”。
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他号召“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怎么学？“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他指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在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多次用“天涯处处有芳草”的诗句，教育中国代表团人员应该向这些亚非欧国家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他访问埃及时，参观尼罗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后，决定中国派代表团去学习。他访问摩洛哥时，参观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后，深感其现代化设备和现代管理水平比中国先进，决定让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学习。他品尝摩洛哥的柑橘时，盛赞其个儿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进摩洛哥柑橘优良品种的决定。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了解到当地的油橄榄出油率很高，对解决人民食用油问题很有好处，决定引种油橄榄树。回国后，他还在昆明一林场栽下引进的第一株油橄榄树。
在国家建设中，每个重大项目都会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和方案。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的视角和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周恩来提出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和方案要进行比较，“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以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为例，当时存在着“放淤派”、“拦泥派”、“炸坝派”、“不动派”四派的意见和方案。周恩来召开治理黄河会议，详细了解各派的意见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见和方案长处的基础上，最后决定在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一决策的实施，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推动了治理黄河事业的发展。
谋定而后动
在外交工作和国家建设中，如何处理目标与步骤、谋划与行动的关系？周恩来的方法是“谋定而后动”。他重视事前的谋划、运筹，强调预备好了才行动，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强调有目标地稳步前进。
周恩来每次处理对外交涉、参加国际会议等都重视事先作好充分准备，透彻地分析形势，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制定出可行的谈判方针和具体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访活动。为保证这次外交出访活动的成功，周恩来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备。到苏联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方未作原则性的修改。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的外交斗争。周恩来亲自抓各项准备工作。从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他亲自起草《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谋略，提出对日内瓦会议应该采取积极参加的方针，务期排除障碍，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的签订和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所取得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谋定而后动”的成功。
在国家建设方面，周恩来不仅在总体上提出并阐明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也高度重视制定规划，确定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他认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规划、确立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1956年，周恩来领导制定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执行的结果是，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难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62年，周恩来又领导制定出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在执行中虽受到“文革”的严重干扰，但仍取得了“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重大成果。
股票杠杆配资软件周恩来政府管理方法，是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过程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这些方法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斗争性与同一性处理得恰到好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政府管理中创造性的运用。学习周恩来政府管理方法配资平台怎么样，继承和发展这些方法，对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对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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